一个发烧的女人在街上的沙发上胡乱地睡着。半夜有三两个醉汉独自一人提着酒瓶摇摇晃晃地经过。那个女人虽然很有力气,像是有着健身的习惯,看起来像是能一个人揍翻一片壮汉。但这天她发了高烧。

    我掀开窗帘往外望,那只委屈的沙发蹲在黑暗中,路灯照不到的角落。

    我不禁去揣测这几天甘玲都在什么地方呆着,她带着的那只手机在哪里充电,那一身的脏衣服什么时候换洗,难道都是在大街上露宿吗?可她若是郑宁宁的母亲,总有家要回,若是家不在能县,总也有亲戚家可以投奔吧?即便是没有,能县几年来一直没有什么新冠确诊病例,旅馆还是开门营业的,价格便宜。

    到底也是没忍心,我烧水换衣服,灌了一壶热水用大的红绿配色的保温杯揣着,翻了翻我装药的塑料袋子,去掉许多过期药片,还翻到几片阿司匹林,想了想还是放下了,揣了两包板蓝根在兜里。

    我同情她。

    我同情所有受苦难的人。

    这种同情显得我真像甘玲所说的“圣母玛利亚”。但是她不知道《圣经》里从没有提过圣母这回事,里面有七个玛利亚,全都是普通的凡人,其中有一个莫名其妙地被选中,生下一个伟大的孩子,然后母凭子贵地被后来的人冠以“圣”名。

    我忽然又想起甘玲,一个和圣母完全相反的女人,女儿死了七年姗姗来迟,女儿活着的时候连接送也没有。

    我有点儿动摇。

    甘玲真会拿捏我,她一眼就看出我外强中干嘴巴不牢靠,我想要说出真相,我急于说出口,我只是不能说。下楼前我又做了点儿心理准备,对着镜子思考片刻,才把七年前的事情再度按下。

    带着东西下去之后,甘玲果然还蜷缩在那个角落,目前为止还算安全,醉汉们也不知道喝到第几瓶了。我蹲下推了推她的肩膀,女人扭过头,我也没有多说什么,把板蓝根和热水放在她脑袋旁边,甘玲眼睛微微一抬,撑着身子坐起来,拧开保温杯吹了口气,才说:“你确实是有点儿……圣母了。”

    “行了,我也没什么别的办法。你自己看着办吧,别死在这儿,我良心过不去。”我拍拍手站起来,看看那个保温杯,咬咬牙,就当扔了。

    甘玲把热水倒在杯盖慢慢地吹着,我定了一下,就折返回去。

    她好像不在我背后就不会说话一样,忽然又叫住我了:“小姜老师。”

    “干什么?”

    “宁宁死的时候,你的良心也会过不去吗?”

    我加快了脚步,避免自己张口回答这句话。

    我很想回答,我一张口,四周就有竹子刷刷生长,刀砍断竹子的声音清晰可闻,我听见郑宁宁垂死的呼唤。

    “小姜老师,救我。”

    我狠狠地一闭气,让自己显得沉着。然而回家之后我就有些虚脱,关了空调把自己蜷缩在被子里,耳机里放着五条人和许茹芸,所有的干扰都不能让我忘记郑宁宁,她妈妈替她来索命了。

    我的良心,没有一刻过得去。

    第二天早上,我顶着黑眼圈打开门,看见了门前摆着的保温杯和半袋板蓝根,似乎是用火烤过,塑料袋融化封住了口,我收回东西放进去,短暂地将这件事抛在脑后。

    保卫处已经安排上了维修工爬上电线杆子维修我们的监控摄像头,李勇全非常积极,叉着腰在底下扶着人家不需要扶的梯子,又在旁边指手画脚。可能是他修摩托车的钱比我修电动车更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