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覃恩信,靠嘴上说的就有恩信了吗?想要百姓爱国,国必须爱百姓。具体措施又在哪儿?有没有奖惩条例?”

    “重命令,难道以前朝廷诏令是放……”屁字让王巨忍了回去:“这不是重朝廷的命令,而是要重他们君子的命令。这十条执行下去,新政如何不败?”

    “难怪仁宗有那五问。”

    “是啊,不过范公是好心,可迂阔了,志向太大,然而到了落实时,又没有明确的步骤,所以有点想当然了。”

    实际范仲淹改革也不是一无是处。

    不过确实存在着种种原因,不要说改革就一定会头破血流。

    如果手段温柔一点的改良呢,如咸平之治以及宋孝宗的改革。

    或者破釜沉舟地决心呢,如商鞅变法。

    软是一种策略,硬也是一种策略,就怕心大,决心又不够,比如未来的熙宁变法。

    但确实范仲淹的变法着了下乘。

    同样是失败的变法,就用熙宁变法来比较吧。

    王安石着手于财,范仲淹着手于人事。

    不要说宋神宗时财政危机,庆历革新时财政危机更严重。

    然而范仲淹拿出手的东西要么老生常谈,要么假大空。假,挂羊头卖狗肉,如范仲淹的人事改革。大,用心是好的,也能实现,可实现的土壤不够,如王安石的青苗法。空,实现不了的却拿了出来,或者没有明确目标与具体步骤。

    王安石变法也过于急躁,用心多少也有些不良,不是富民,而是敛财富国。同样也有老生常谈与“大”之嫌,但不假不空。

    不错,官员才德兼备,国家必然大治,可能有多少官员能做到才德兼备?

    朱元璋扒皮都不行!

    官本位哪!

    况且范仲淹连一个私罪都舍不得加工官员,没有惩,难道高薪养廉就能使官员才德兼备吗?或者他与欧阳修大笔挥一挥,选出来的官员就是好的吗?

    再问一句,天下官员两三万人,你范仲淹如何能知道每一个官员的能力与操守?

    可能范仲淹没私心吧,但欧阳修他们绝对有私心,顺昌逆亡,因此所谓的人事改革,不过是为了所谓的君子党上位的旗号罢了。还不如宋真宗呢。

    能不着下乘?能让大家服气?

    所以王巨将范仲淹十条的弊病全部指了出来,就是给赵顼加深印象的。